李俊峰：2018-2030年全球光伏每年新增装机可能超过150GW

这一系列思想，既强调了人自身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引出的生存困境，又突出了自我超越困境的意志和在世生存的悲壮，朴素直观但也初具规模地建构了以维护自我尊严、人生价值和意义为核心，以悲壮主义为基调的哲学的人学，促进了古代哲学向近现代哲学的转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影响。

另一种也很常见的互动形式是对应性关联：一个人获得了某种善就意味着去除了与之对应的某种恶，经历了某种恶则意味着缺失了与之对应的某种善，就像人们失去了自己想要的生命之善，就等于陷入了自己讨厌的死亡之恶那样。举例来说，《孟子·告子上》的那段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进入 刘清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趋善 避恶 成功学 。究其实质，这种心态的致命缺陷就是将成功—失败与正当—不正当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混为一谈了，误以为成功的行为都对，失败的行为都错，没有看到二者的参照系在本质上就是截然有别的，结果常常遗忘了怎样在悖论性交织中防止不可接受之恶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7] 最后，不但道义论思潮常常撇开善恶的内容、单纯从形式上界定正当或义务，而且后果论思潮也主要把正当或义务归结为达成最大量度的善，仿佛它们与恶没有什么关系似的。帕菲特因此指出：当我们衡量成功的时候，只有最终的目的才是重要的。四 不幸的是，在西方主流哲学的单向度观念影响下，人们在现实中也时常流露出看重趋善超过避恶的倾向，集中体现在当下盛行的成功学心态上。

我避免了患病之恶，也只是意味着我因此获得了健康之善，却不等于我因此还获得了勇敢之善或财富之善。另一方面，成功的行为哪怕实现了目的善，但如果又在悖论性交织中生成了不可接受的坏东西，照样会沦为不正当。班固著《汉书•艺文志》，沿袭了刘向、刘歆父子的成果，把当时的学术著作分为七略，其中首要的就是六艺和诸子之分，也就是经学、子学之分。

早期中国的思想并不是统一的，不同源头之间有交流，有会通。现在这种情况有所改观。我是客家长汀人，我们的文化也是从东到西，可以说是东西说。慢慢地，开始有人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举个例子，老子故里河南鹿邑有座圣母殿，圣母殿有三个母亲，分别是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的母亲。我们有了很多过往的经验，能够更公允地看待中国文化。

我对庄子海纳百家的气度是极为欣赏的，那才是中国文化的气派。我曾经到过埃及、希腊、印度等一些古国，特别是在埃及，亲眼看到金字塔那样数千年以降依然动人心魄的文明古迹，而创造这些文明的那群人却早已消逝在历史中，难免会有感慨。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和一位美国老人做邻居，他一个人生活，病了无人帮助。文化要开放，不要固执己见，这看起来非常自然，但在过去不是这样的。

我一直在反思，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一悲剧？慢慢地，看到激进伊斯兰势力兴起，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加剧，我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有了新看法，那就是要唤醒中国文化温和开放的性格。蔡元培说的文化的南北交汇，傅斯年写过文化东西说，都有这层含义在内。蒋介石到了台湾是孔孟学会的会长，还成立研究院，自己任院长，把所有的高级将领、干部全部吸纳过来受训。此外，朱子对诸子中的其他人物加以排斥。

这个圣殿唐代既已存世，说明古人认为不同的思想之间不是对立的、你死我活的，实际是可以相互融通的。回归中华故土，三星堆文化的灿烂也使人震惊，这是中原文明之外的文化传统。

我去帮他，他非常感激。我回来不禁感慨，美国老人的晚景是很凄凉的。

在没有提倡传统文化学习时，很多人写文章都会摘取西方观点并指其出处，表示我也很通西学。民国时期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做学术史和哲学史，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吸收西方观念而完成的化理论为方法，不仅是取得知识的方法，也是取得智慧的方法。2、意谓层次，探谓原典想要表达什么(或它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生着特殊的重大影响，这是谁都承认的。他的《智慧三说》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辩证法、西方的分析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较好地结合起来的尝试。

例如，韩非的《五蠹》，从一方面说，是接着早于他的法家思想家来讲的。冯友兰、贺麟等对中国传统哲学不是照着讲，而是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努力吸收西方某些哲学思想，接着讲中国哲学，以建立现代型的中国哲学。

5、必谓(或叫创谓)层次，思虑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课题，诠释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因此，新理学不仅是接着中国哲学讲，而且也是接着西方哲学讲。

它是由于西方哲学的传入而在20世纪逐渐建立的。众所周知，印度佛教文化至我国隋唐，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中国化的文化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等。

知与行既是一活动的两面，当然两者是合一的。今天再讲中国哲学，应该特别注意接着金岳霖的路径来讲。根据这样的想法，他提出了所谓的大客观的理论。其中，第五个层次最能体现诠释学的创造性，在不断追问的思维历程之中最终形成自转化，从诠释学家升进成为创造性的思想家。

他们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哲学来讨论和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可以用冯友兰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来说明。

正是已有儒家思想，他才有批评对象，这从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接着讲了。如果今天要使中国文化得到发展，而且使中国文化在当今人类社会中发生重大影响，我们就应该走出对外来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

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行，具体化为有血有骨的人格。贺麟有一篇著名的文章《知行合一新论》，是讨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的，它之所以是新论，就如冯友兰的《新理学》一样，是旧瓶装新酒。

对此，冯契解释说：哲学的理性的直觉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具体生动的领悟到无限的、绝对的东西，这样的领悟是理性思维和德性培养的飞跃。冯契在《智慧三说三篇•导论》中一开头就说：本篇主旨在讲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特别是如何通过‘转识成智(注：将知识转化为智慧)的飞跃，获得性与天道的认识。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 冯契是一位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力图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分析哲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它中国化，解决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的问题，并能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话，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哲学的因素，以适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我尝试做出不可能的事——把中国传统哲学最好的东西和西方最新的意念连在一起。景海峰把诠释学发展的历史归纳为三个阶段，即前诠释学(《圣经》释义学和古典语文学)、古典诠释学(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当代诠释学的发展时段。

哲学的照着讲和接着讲问题，是冯友兰提出来的，他认为《新理学》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而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如此不但可以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以得世界新学统。

黄俊杰对《孟子》及其注疏的研究虽属个案研究，却在揭示儒家经典的诠释上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又如，庄子的书，当然是另外一种不同于儒家的思想路径，他一面是接着老子讲。